1950年，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可是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对他说：你被捕了！
刘万春是河北沧县人，回族，自幼习武，长大后投身行伍，并非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而是早年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从普通士兵做起，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带兵能力，逐步晋升为军官。
抗战时期，他曾驻守包头，面对沦陷后的混乱局面，曾主张严厉处置包头沦陷期间的五名首恶，可见其性格中刚正的一面，这也让他在当地赢得了一定的声望。
1949年，绥远和平起义前夕，刘万春已是国民党绥远部队的核心将领之一，手握重兵。
当时他并非主动倾向起义，而是在董其武的反复劝说，以及看到国民党政权彻底崩塌的现实后，才勉强在起义通电上签字。
起义后，他的部队改编为36军，他继续担任军长，但心里始终没有真正接纳新的身份，甚至暗中留存着与国民党旧部的联系。
据查实，起义后不久，刘万春就暗中派遣自己的亲信前往香港，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络，不仅接收了台湾方面的密令，还藏匿了用于联络的电台。
更鲜为人知的是，1949年秋，当地筹划武装暴动时，刘万春曾提前向相关人员透露敌人的镇压计划，提醒对方及时转移，可这份曾经的善意，终究抵不过他后来的错误选择。
1950年，刘万春暗中鼓动自己的旧部，在绥远凉城一带发动武装叛乱，扰乱当地秩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的这些行为很快被公安机关察觉，为了避免引发部队动荡，上级特意以召开部队整编会议为由，将他调离驻地。
11月，当他抵达北京站时，早已等候在此的警卫战士立即将他逮捕，全程没有多余的言语。
刘万春被捕后，他的老部下纷纷联名求情，董其武也多次向高层说明他在绥远起义中曾劝说部分顽固派军官投诚的功劳，考虑到绥远和平起义的特殊意义，以及他过往的一些贡献，最终没有判处他死刑，而是判处长期徒刑。
1976年，刘万春获得特赦出狱，被安排在北京生活，后来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平日里深居简出，偶尔参与政协相关活动，平静地度过了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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